著名国画家王兰若作品

 

王兰若，著名国画家，美术教育家，汕头画院名誉院长,出生于潮汕揭阳塘边乡一个名叫“书斋围”的地方。高祖秉之公以降，业儒或行医，以诗礼之教衣被乡里；“书斋围”者，即舍祖毅庵公建“笔图斋”、祖父额纲公建“爱绿堂”、父元斋公建叫印韩书屋”一祖孙三代，建斋延师教育乡人，故名。 

　　少年时代，王兰若置身其中的诗书氛围，既培养了他酷爱读书的兴缀；祖上流传下来并经常被轮换在父亲的书斋中张挂的董其昌、王拱、王石谷、黄壁、杨修、曾习经、任伯年等人的卷轴书画，则给他留下了对传统绘画历久不衰的印象。二十年代初开始，王兰若先是课余从乡贤林芙初先生习画，临摹《芥子园画谱》，继之又求学于桃山深秀先生和孙裴谷（1892一1945）。孙裴谷，当年粤东地区最享盛誉的中国画家，王兰若这一辈的潮汕画家如刘昌潮、罗铭、邱及、孙文斌，大都出自孙氏门下。孙先生原籍揭阳，民国初年赴新加坡，在那里创办了华侨美术学院，二十年代初期归国，在故乡和汕头等地执教，后来，又赴上海，与沪上名家王震、谢公展、张善子、潘大寿、王个籍、诸闻韵等计交，三十年代初，设“谷园画室”于汕头，同时主持“艺涛画社”，亲自策划了《岭东名画集》的出版。④除了绘画，孙裴谷还精通诗词篆刻，他的极为传神的写实笔法、尤其是不即不离的水墨线条风格，给王兰若等宰辜学子确立了明确的范例。孙氏与当代名家建立的广泛的联系，显然也正是王兰若获得潮属以外艺术信息最重要的来源。1933年，王兰若由孙裴谷介绍，赴上海拜会诸闻韵，然后进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国画系深造；为了节省学费，次年转学收费较廉的新华艺术专科学校； 1935年，又返回上海美专，并以优异成绩，成为上海美专国画系第十六批的毕业生。在当年的毕业纪念册中,我们可以读到诸乐三先生下述评语：“兰若颖悟轶群，作画天机自得，来沪上访道，艺益精进，书画而外，尤工篆刻，楔而不舍，好之弥笃，循序以进，妙境可脐。”据说，当时王兰若已被决定留校任教，但他己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上有老父，下有幼子，老父迭电催促，不得己，在与美专同学陈镇庭于上海文庙举办“中天国画展览”以后，只好掇拾行李回乡，担当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当年他有一件作品，题为《系累》，画一只在竹林中被绳索绑住脚的公鸡，正在苦苦挣扎。无可奈何的心境，不难想象。 
　　赴上海求学以前，王兰若己在揭阳炮台担任红十字会小学校长兼家乡三峰小学校长，毕业回乡那一年，被聘为汕头友联中学、省立金山中学，东方艺术学院以及瀛　艺术学校美术教员，从此开始了他在潮汕地区漫长的美术教育生涯和创作生涯，揭阳、澄海、普宁、汕头各地，都留下了他艺火薪传的足迹。抗战结束第三年，曾赴南洋旅行写生，当年夏天，于曼谷邂逅关山月，乃与关氏联合举办“救荒画展”，秋天，与关氏转赴新加坡，由星洲华人美术协会主办“关王画展”。在南洋期间，王若兰广泛地接触了当地的美术同仁，其中包括上海美专的不少同学，后来又在摈榔屿和吉隆坡举行画展。王兰若的绘画在南洋地区华侨中至今仍然享有很高的声誉，显然是与当年的南洋之行分不开的。1948年春从星洲归国后，他仍在普宁、汕头等地执教。五十年代初期，担任汕头省立华侨中学美术教员和汕头市中等学校美术教学研究组组长，承担了汕头中等学校美术教材的编写工作。 1951年，曾主持兴宁、梅县和潮汕各县美术教学示范讲座。 
　　正像现代中国不少天真的知识分子一样，五十年代，在那场“引蛇出洞”的“反右”运动中，王兰若因为直言犯忌而被发送英德矿山监视“劳动改造”。在广东省档案馆中，笔者有幸读到当年来自英德矿山的关于王兰若改造表现的汇报材料：在那些极端负责任的监管者看来，王兰若是一个心甘情愿接受改造的合格的改造者。⑤但在我们看来，王兰若当时所作的诗章如《粤北吟》等，似乎更能反映他其时真实的心境： 
　　孤灯千里梦，岁暮惊客心。此身经百炼，铁杆磨成针。流离经几载，贫病逐日深。泪痕新间旧，真理苦追寻。是非那堪问，风霜故相侵。生涯垂垂尽，明月照寒襟。（《孤灯》） 
　　脱胎换骨心血尽，皎碧当窗清光寒。知音人在千里外，高山流 水向谁弹。（《长相思》）  
　　关于这段生活的记录，除了这些诗章和前述监管部门的汇报材料，另外的一点线索是，在八十年代末期经王兰若的夫人黄文凤整理的《王兰若美术活动年表》中，有聊记岁月的寥寥数字：“‘反右’运动后到矿山劳动，体验矿工生活，到六一年，工余写生积速写十余本。”可见，王兰若没有忘记他在生活中的本来角色，他是一个画家，、他活着就无法放下自己的画笔。于是，离开矿山之后，在他52岁那一年，他便有了《矿山早晨》的创作入选“汕头地区老国画家画展”。虽然，经历了五十年代这一劫难以后，他已失去了他喜爱的教书职业，但在后来参加汕头工艺美术厂的工作中，他仍然担负起指导学徒的职责，这种职责，甚至被延续到文革期间举家被遣送回乡屈居“天后庙”的生活中——在当年多人所办的工艺厂中，王兰若以他杰出的才能和耐心，既使乡人在“出口创汇”中获得了效益，同时也使那些具有求知欲的青年，在知识丢荒的年代，学到了最低限度的美术知识和技能。 
　　毫无疑问，教授学生，是王兰若漫长的艺术生涯的主要形式，即便是在“反右”和“文革”等非常时期，王氏身处逆境，仍然有不少追随者以脐身王氏门下为自豪。在当今活跃于画坛的潮籍中青年画家中，如方楚雄、如林勇逊、如林永年……，究竟有多少人曾经直接或间接受到来自王氏的教诲和影响，迄今还是一个难以统计的数字；但是可以肯定，来自学生们的理解与爱戴，是使王兰若在令人难以想象的困境中，始终保持顽强的生存意志的主要动力。还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从他的夫人黄文凤那里，王兰若无论在生活上还是精神上，始终获得了无微不至的理解与支持，在逆境中，黄文风为此作出的巨大牺牲，也许只有他们的子女和王兰若自己才能真正估计这种深情厚意的份量。王兰若的人格和他的艺术，也正是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中，得到反复的磨炼与升华。在70岁那一年，王兰若出任汕头画院副院长，同年被选为广东省文代会代表和美协广东分会理事，又应文化部邀请到北京藻鉴堂作画。他的辉煌的晚年，应该说是从这一年才正式开始的。但耐人寻味的是， 1979年，有关部门准备为将王兰若推向人生的炼狱的“右派”冤案平反时，在素以人事管理工作严密著称的档案部门的卷宗中，竟然找不到有关王氏被划定“右派”的裁定材料；(6)于是，所谓“平反”，变成了虚席而造的闹剧。王兰若一生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是否本来就是阴差阳错的冤案中的冤案呢？这个问题，恐怕只能留给下一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去回答了——不过在此之前，我们最好能够读一读廖冰兄1994年所作的一幅漫画，这幅漫画的题称借用一个成语，叫《立地成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