饶宗颐：新兴街是潮人出国谋生历史见证

　　自“一带一路”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全国范围内逐渐掀起了一轮投资建设的热潮，各类与新丝绸相关的活动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中国关于建设“新丝路”的倡议也获得了沿线众多国家的积极响应。重建丝绸之路，已成为上至国家政府下至民间团体共同探讨的话题。

　　所谓“一带一路”，分别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作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一路”，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起始于古代中国。它是连接亚洲、欧洲和非洲的重要海上通道，也是已知的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海丝丝绸之路形成于秦汉，发展于三国隋朝，繁荣于唐宋，转变于明清。它的开辟，对促进古代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其在世界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古今中外学者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和关注一直在进行。

　　作为当代中国较早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学者，国际著名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开始关注这一课题，并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进行过相关的研究和论述，引起了学界对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关注和探讨。

　　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发祥地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提法，最早是由德国地质学家李希托芬于1887年在其出版的著作《中国》一书中提出，但是并没有做详细的阐述。

　　1974年，饶宗颐教授发表了《蜀布与Cinapatta——论早期中、印、缅之交通》长篇论文，对海上丝绸之路进行了初步阐述。文中除了论述蜀布从陆路输入印度、缅甸外，还以《附论：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一节，专门论述“海道作为丝路运输的航线”。饶教授认为，我国西北新疆一带的交通贸易是通过陆上丝路，而南方交广一带，则由海上丝路进行。初步对陆上与海上两条丝绸通道进行了区分。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广州象岗南越王墓的发现，打开了岭南地区历史文化的宝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饶宗颐教授谈论到，当时他在广州南越王墓看到波斯银器，跟他在法国看到的一模一样，当时就提出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

　　值得一提的是，与饶宗颐教授一起被学术界称为“北季南饶”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也是国内较早研究海上丝绸之路的学者。这两位国宝级的学者都不约而同亲力、鼓励海上丝绸之路学术研究的举动令人感动。

　　海上丝绸之路虽然发祥于中国，但国内学者和专家对其研究起步要晚于西方。目前国内关于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的问题仍存在争议。围绕争议的始发港地点大多集中在广东的番禺（广州）、雷州（徐闻）、广西的合浦（北海）、福建的泉州等地。

　　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概念的首创者，饶宗颐教授认为，丝绸之路的最初起点在中国，而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最早在广东，广州始终是整条丝绸之路最重要的港口。

　　在《附论：海道之丝路与昆仑舶》一节中，饶宗颐教授指出：海道的丝路是以广州为转口中心，近可至交州，远则及印度。南路的合浦，亦是一重要据点，近年合浦发掘西汉墓，遗物有人形足的铜盘。而陶器提筩，其上竟有“九真府”的字样，九真为汉武时置的九真郡……这个陶筩必是九真郡所制的，而在合浦出土，可见交、广二地往来的密切。

　　同时，他也提醒广州人应该爱惜自己在海上交通史上的地位，像南海神庙应该抓紧开发，西来初地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地位也应进一步明晰，如果宣传和挖掘得不够，这个“起点”就会被人家拿走。

　　随着“新丝路”国家战略的提出，近年来广州也在朝着建设成为新海上丝绸之路交通主枢纽、自由贸易港、对外交往中心的方向迈进。

　　潮州（潮汕）：海上陶瓷之路重要一站

　　海上丝绸之路最初是由丝绸等贸易而起，但并不限于丝绸。作为东西方经贸往来的大通道，经由海上丝路贸易的大宗商品，除丝绸之外，还有瓷器、茶叶、香料等，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又有“陶瓷之路”、“香料之路”之称。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英文中，中国与瓷器是同一个名词，这足以说明，陶瓷在西方国家中的影响之大。据相关研究证实，潮汕地区的古瓷正是通过古代海上丝绸之路远销东南亚、欧洲、美洲等地。

　　据相关史料证实，在秦汉时期，潮汕地区就已经参与到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活动中，并已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秦灭六国后，便开始平定岭南地区的百越之地。秦朝末期，岭南地区由赵佗统治，史称南粤国。由广州南越王墓中出土的希腊风格银器皿等也证实了秦末汉初海上丝绸之路已经诞生。西汉时期，南方南粤国与印度半岛之间的海路也已经开通。

　　历史上的潮州，曾经被誉为宋代瓷都。潮瓷生产在北宋时期曾迎来了黄金时代，其产量与工艺技术水平均居岭南前列。潮瓷主要以韩江东岸笔架山窑区的规模最大，在这里曾经出现了“百窑相连薪火旺，东岸窑火映天红”的壮观景象。

　　宋代笔架山的潮州窑不仅规模大，产量多，产品形式多样，而且存在着大量外销的情况。从笔架山几次挖掘出土的器物中，出现了军持、洋人像、西洋狗、欧式莲花炉等产品，证实了宋代潮州已经参与到了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当中。

　　真正让学术界关注起宋代笔架山潮州窑的，正是饶宗颐教授。作为潮学研究的倡导者和奠基人，饶宗颐教授于1955年在日本陶瓷协会出版的《陶说》上发表了其所著的《潮瓷说略》。文章重点介绍了宋代笔架山潮州窑，并通过相关的考古研究，推论得出潮州窑在中国瓷器史上的地位。文章发表以后，屡屡为学者们所引用。

　　1982年，饶宗颐教授又作《潮州宋瓷小记》一文，根据此前20年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再次讨论宋代笔架山潮州窑。

　　1990年，在“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暨潮汕历史文献与文化学术讨论会”会上，饶宗颐教授发表了演讲并指出，日本友人三上次男著有《陶瓷之路》一书。在潮州来说，应该是海上陶瓷之路一重要站。从学术的高度对潮州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地位予以了肯定。

　　新兴街：潮人出国谋生的历史见证

　　在中国古代的航海和海外贸易活动中，南方的广东和福建占有重要的地位。广东的广州和福建的泉州，是古代中国的两个最重要的对外港口。潮汕介于闽、粤之间，可以说是门户之地，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和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潮汕在古代也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要港口之一，这也是专家学者经过考察、研究得出的重要结论。

　　在整个潮汕的不同历史时期，涌现出了像柘林港、樟林港、凤岭古港、潮州港、南澳、汕头港、白沙湖等许多重要的港口，这些港口异常繁华热闹，其中尤以汕头澄海的樟林港为最。当你打开一张1886年英国出版的世界地图，你会赫然发现“樟林”两个字跃进眼帘。汕头澄海的樟林古港曾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成为潮汕以致粤东和闽南地区出海的一个主要港口，并繁荣兴盛达上百年之久。

　　每年春季，潮汕的商船便会载着南方的特产，乘季风北上，经闽、浙、宁、沪等，到山东、天津等地沿途贩卖。到了秋季，又载着北方特色杂货、农产品，借助季风返航，回到潮汕，或是直接往暹罗等东南亚港口贸易，再装载大米、药材、香料等返回潮汕。

　　海外贸易的发展，既促进了地区社会经济的繁荣，也加剧了人口的流动与迁移。历史上的潮商正是通过这一通道“往来东西洋，经营南北行”。到明清时期，潮商已经成为了海上贸易中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与此同时，不少潮人也开始在海外安家，成为当地的华人华侨。并由此催生了潮汕地区特有的“侨批”业。据记载，当时国外来信只要写有“中国樟林”即可送达。樟林古港成为了当时名符其实的“通洋总汇”之地。

　　1999年，饶宗颐教授曾亲自到樟林考察，饶老对新兴街尤其感兴趣。他表示，新兴街是潮人飘洋过海、出国谋生的了不起的历史见证。要是在西欧，这条街将会吸引成千成万的人前来寻根访祖，并引起轰动。

　　饶宗颐教授所指的新兴街，历史上曾经是商贾云集、货栈成行的商业街，也是潮人祖先飘洋过海出国谋生的必经之地。如今，新兴街已繁华不再，但其文化历史价值开始受到潮汕文化界的关注，并引起当地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

　　值得一提的是，在樟林港问题上，饶宗颐教授还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他做学问溯源不已的探知精神。

　　1996年，在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第四次理事会上，饶宗颐教授谈到：“有一个很有意思、很重要、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就是樟林港问题，……这个地方叫樟林。樟就是樟脑树，樟林是种樟脑的地方。”他指出，在外国，有把中外的海上交通称为“樟脑之路”。潮州的海上交通是与樟联系起来的。如果“樟脑之路”指的是潮汕出口大量樟脑，那我们这里在古代海外交通的地位就更高了。饶宗颐教授的这一论述，再次引起了潮汕史学界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