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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诺金:抓住改革机遇 突破改革陷阱

2015年02月10日 15:25 来源:天下潮商网 作者:陈少斌


  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全面深化改革的行进号角,处在转型发展关键期的中国,如何进一步深化改革,如何抓住改革机遇?就此,2014大潮汕财经峰会组委会邀请天下潮商传媒集团特约经济学家、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巡视员徐诺金,从新供给经济学的角度,为潮商作专业深度解读。下面节选徐诺金主题演讲的精彩内容: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来到汕头。应我们大潮汕财经峰会组委会的邀请,借此机会把中国发展的机遇机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个要讲明的问题是,过去三十年中国为何能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第二个问题,中国后三十年有什么样的发展机会;第三个问题就是怎样去抓住机会,怎样更好地珍惜现在的机遇。

 

  高红利、高投资、高储蓄奠基中国优势

 

  红利,经济学上常讲的红利就是消费后的剩余,即储蓄。红利简单一点说,就是我们具备的优势。 中国红利就是中国的高储蓄。 改革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有高投资,而高投资的源泉是高储蓄。

 

  中国为什么会有高储蓄?从我理解的角度看,是两大因素促成了中国改革开发前三十年高投资、高储蓄、高增长的独特优势。其中,这高储蓄的主要来源,一个是改革开放所释放的制度红利,第二个是我们的人口结构变化构成的人口红利。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华民族命运的发生根本性转折。从之前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我们整个国家大发展大变革的开始。从此,农村的联产承包、企业制度改革、金融市场改革、财税体制改革以及2000年我们加入世贸等一系列事件和重要政策,一步一步推动了我国的重大改革进程。这就是我们整个制度红利的来源。

 

  而人口红利的变化则主要源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是人口结构中劳动年龄人口的急剧上升。解放之后,我国经历了一个人口生育高峰。1978年开始,60年代出生的这批人刚好在70年代末正值十六、七岁,开始走向劳动市场。第二个是我们人口抚养比的下降。七零到八零年代间推出的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中国的家庭人口规模。从过去一家六、七个孩子的现象向一家一孩两孩,至多三孩转变,家庭人口规模的缩减使得我国整个人口抚养比大幅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上升,幼儿抚养比下降。假定劳动生产率不变,那么劳动人口上升之后,除了固定消耗的那部分外,在这一增一减中,劳动剩余就越来越多。这就是人口红利的来源,也是构成我国高储备的一大原因。世界银行的研究数据显示,我国的人口红利占我国高储蓄比重高达 30%。

 

  高红利、高投资、高储蓄构成了中国经济的高增长。这正是这些独特优势的内在逻辑。与我们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或是查阅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发现它们都没有过这么好的机会。因此,这是我们的中国优势。

 

  中国优势仍具有转化潜能

 

  我们这种优势正在减弱。从短期来讲,内外部需求均于下滑状态。受到了08年次贷危机的冲击,我国整个经济发展的外部需求急剧下降。外需的下降本来应该由内需来填补,经济才能保持原有的增长,然而我们的内需却没有补上。

 

  内需主要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虽然我们一再出台刺激消费的政策,但是消费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就业状况,而经济发展和就业状况又依赖于投资的增长。而我们的投资,基本上一直处于下降态势。在这种情况下,相比危机之前,整个内需的增长率是下降的。

 

  整个经济发展的三大需求拉动力都在下降。 除09年,短时期内4万亿资金的刺激政策出现了一个短期的经济增长速度回弹以外,可以说从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连续下了三个台阶。根源在于内需增长没能填补上外需的下降。

 

  另一个原因,则是我们的产业利用率不足,主流经济学一般都称之为产能过剩。我们跟投资相关的产能利用率不到80%,说明我们的生产要素没有充分就业。生产要素主要是劳动力、资本,产能过剩实际上就是资本利用不足。这些不足反过来说明投资利用不足,生产领域里存在通缩现象。

 

  长期来看,中国劳动力人口增长的转折点已经出现,50多岁的人口占比大,劳动力在总量上已在减弱。我们50岁人口群体慢慢退出劳动力市场,进入了老年抚养阶段。所以相对的人口抚养负担在不断增大。人口红利正在弱化。再者,是我们的制度红利也在减弱。2001年我们加入世贸之后,十年间中国的整个体制改革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那么,我们发展的优势还在不在?我认为是在的。

 

  中国优势在这一阶段的窗口期,我把它归结为2014年到2030年,大概还有15年的时间。在这里,我着重讲一下几个潜在的发展优势。

 

  第一,资本优势。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产能过剩,储蓄率高于投资率。我们整个市场的资本、资金相当充裕。投资、储蓄这两条曲线拉开的距离恰好就是我们的储蓄资源。目前储蓄资源在国内没有充分被利用,而是转变成我们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

 

  第二,我们的人口红利在从总量优势转向结构优势。我们的人口结构还有两大红利。第一大红利就是我们的产业结构红利。我们现在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劳动力,大概占总人口1/3,在农村里处于一种半闲置状态。如果能把这种人口结构很好地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移入到第二产业、第三产业,那么这个产业结构之间的效力差,是我们结构红利的来源。第二大红利是我们人口的质量红利。我们现在的劳动力素质总体上来讲不是很高,要让农民工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

 

  第三,制度改革。我认为中国制度改革空间是很大的。我们过去十年,很多制度改革是不到位的。改革突破意识形态,形成资本市场。而看看我们现在的股票市场,它是真正的市场机制吗?显然不是,因为它只能进不能出。市场的本质是资本自由,能进能出,接受市场的自然淘汰。只能进不能出,分不清强弱,市场竞争就会变成友谊赛。所以,我们制度改革的空间非常大。

 

  第四,市场潜能。中国目前经济总量超过日本,但按人均水平来算,人均国民收入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0%左右,在90多位到100位之间徘徊。这几年城镇化空间、城镇面积扩大很快,但是我们真实的城镇化进展速度缓慢。我们的农民工到城镇打拼是没有根据地的,是没有公共产品为他们服务的。所以,城镇发展是我们市场潜力一个非常大的可作为空间。

 

  抓住“三高”机遇 深化改革发展

 

  最后,我们来讲讲如何能莫失良机。

 

  首先,要看清我们发展中面临的诸多挑战。中国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威胁,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普遍存在“恐高症”,对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带来的一些负面问题担忧害怕,却对经济下滑速度的根本原因漠不关心。在高投资、高业务增长的城市,人们对高储蓄率带来的影响甚至觉得可有可无。这些令经济学术界担心的问题,逐渐在实践中、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显现出来。

 

  当前,经济增长速度从10%降到9%,由9%降到8%,现在马上就要面临探底的7%,这种情况下,大家是持乐观预期、悲观预期、还是中性预期?想必各位心中都已有答案。经济增速下滑、两极分化明显,以及长期发展中的结构性失衡,使得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行业、影子银行、对外资产负债等一系列结构性脆弱问题正在加剧。

 

  在我看来,中国经济发展要从供给的角度重视投资的重要性。从新供给经济学中我们讲到了经济增长的源泉、经济波动原因,现在过渡到改革,则要特别注意抓住我们的高储蓄、高投资优势,抓住其带来的发展机遇,关注其对推动中国经济继续高增长的重要性。

 

  那么,怎样深化我们的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了政府改革的一系列意见,我把它归纳为五大值得我们重点关注的问题。 第一点是市场的作用,市场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地位有了新的变化;第二点是政府定位,从全能型政府管理到有效政府治理,角色要发生转变;第三,是要实现更大程度的对外开放;第四点则是城乡发展所要考虑的平等与公平问题。第五点,要高度重视法制地位,刚刚结束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到的依法治国的问题,就是新的突破。

 

  再者,是金融领域的改革。金融领域出台的政策则主要从金融市场建设、金融市场价格、金融对外开放、金融监管改革这四个方面进行了改革的重要部署。

 

  深化改革,统一到发展经济的核心点上,最重要的还是深化整改关键领域,借力“三高”优势解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指导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也讲到过发展是我们中国自身的源泉,发展才能不朽,发展是我们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

 

  所以,中国今后35年,乃至今后350年,也同样需要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样一个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 要把发展放到明确的地位,重视近期和远期经济发展相互协调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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