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潮商大结盟

　　“潮人”——这个拥有了“东方犹太人”称号的独特群体，因为常青的生命力而引人注目。

　　“我们潮人的团结精神要向商界延伸”。

　　这是在汕头举行的首届潮商大会发出联盟的呼声。新一代的潮人正在酝酿大联合，聚海内外潮商势力，在世界商业舞台上呼风唤雨。

　　汕头林百欣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当国美电器董事长黄光裕出现在主席台上时，全场掌声雷动，不少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这是2005年6月17日至19日首届潮商大会上的一幕。那两天，分布在海内外各地的近600名潮汕籍的商人、商会代表和专家学者聚集在汕头，举行了一场属于年轻一代的潮汕商帮的大会。

　　在这些平均年龄在30至40岁的新一代潮商眼中，李嘉诚等前辈潮人的成功虽然令人自豪，但似乎总有些遥远，而以105亿元身家登上2004年中国内地富豪榜首位的黄光裕的出现，使新一代潮汕商帮有了自己的新偶像。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潮商正酝酿一个超越前辈的大联盟，聚海内外潮商力量，在世界商业舞台上呼风唤雨。

　　400年的“红头船”

　　“去南洋采访，至少要懂两种语言：英语和潮汕话，”在去年底东南亚海啸爆发后，某位报社老总给记者分配采访任务时说。

　　既不是人种，也不是一个民族，“潮人”——这个发祥于广东省东端闽粤两省交界处的潮州、汕头、揭阳的独特群体，却由于其经商的天赋、在全球分布的广泛性、悠久的历史和庞大的经济实力而拥有了“东方犹太人”的称号。

　　最早关于潮人出海和记录，是400多年前明朝中叶的“红头船”和潮人特有的用品“水布”。“潮商的历史要溯源到中国近代，当时与晋商、徽商一起并列为三大商帮，”北京潮人商会会长张善德表示，“后来晋商、徽商没落之后，只剩下潮商依旧活跃在经济舞台上。”

　　关于潮人有几个数据是人们一直所津津乐道的：全世界的潮人在本土、国内其它地区和海外分别各占了1/3。其中海外又以泰国的华人最多，达到1000万人左右。在最近一次亿元以上的“全球华人富豪榜”中，按富豪们的籍贯分析，以潮人的经济实力最强，有60人上榜，占富豪榜的1/6，总财富达820.5亿美元，占总财富近1/4，其中以李嘉诚、谢国民、陈有汉等人为代表。

　　不过，提起“潮人”，很多人马上脱口而出地说出饶宗颐、李嘉诚、林百欣，却很少人知道国内著名经济学家肖灼基也是潮汕籍，国美电器、侨鑫集团、晨光笔业、大印象减肥茶、汾湟集团这些耳熟能详的公司，也在潮人名下。因提出将“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条款写入宪法而闻名天下的榕泰集团董事长李林楷，也是潮商。与前辈们相比，这些后起之秀的潜力在于其迅速的发展速度以及前辈们留下的丰富经验。

　　2004年4月，当黄光裕的鹏润投资以1.35亿港元完成对京华自动化集团有限公司74.5%的股份收购，随后一发不可收拾，并以105亿元人民币的身家登上当年胡润百富榜的中国内地首富宝座时，人们的眼光也开始转移到新一代潮商身上。这个历史悠久的独特群体，因为常青的生命力而引人注目。

　　“目前在上海，已经加入我们商会的潮商企业中，10亿元以上的有8家，超过1亿元的有34家，另外还有无数家规模不到1亿，但却默默耕作着的企业分散在上海各地，”上海虹口潮汕商会筹备组负责人姚文琛如数家珍地说。上海的潮商分为几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计划经济以前，一群从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在上海留了下来，并成了各条科研战线上的中坚人物；另一个阶段是进入市场经济后，一批颇具经商头脑的人来到上海做生意，主要集中在建筑、房产业、文具业和批发几个行业。据不完全统计，潮商在上海注册的有100亿，而每年销售额则超过300亿。

　　不过，上海还不是潮商集中的地方。就目前而言，潮商最多的地区是泰国和香港。而绝大部分的潮汕富豪也都集中在这两个地方。由于潮人分布的广泛性，小至街边小贩，大至金融、地产巨鳄，要统计出潮商的总体经济实力是不可能的，但有一个数字可以说明问题：在香港的上市公司中，有1/3是潮商名下的企业。

　　潮商与温商

　　潮商不同于没落之后再也未能复兴的晋商徽商，也不同于近20年间新兴起的温州商人，这个群体的生命力和活力，令其细水长流至今。

　　“晋商、徽商跟官府结合比较紧。晋商从货物的来往积累一定的资本，用作开票号，而没有用来做实业；徽商主要做盐的买卖，赚的钱供下一代读书，然后买官，后来实业也渐渐没落了。”在张善德眼中，潮商的成功源于海洋，“明末清初的时候，潮商来往主要靠船，海外贸易打开了潮商的视野，生意越做越大。明末以后潮人大量向海外移民，在东南亚的泰国、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聚集，在当地兴办实业，由于他们投资营商的基本程序是在海外，受国内战争、动荡和政权更替的影响相对比较小，有利于财富的稳定积累，所以近代三大商帮现在只剩潮商延续下来。”

　　时至今日，当潮商被赋予新的内涵的时候，这种海洋经济的思路依旧影响着他们的决策。正如一位学者所比较的，上海人的精于算计，是越算越小；而潮汕人的精于算计是越算越大。比如潮商普遍有注重实业的观念，做商贸起家的黄光裕在掌控家电渠道之后，便想将触角伸向制造行业，从而形成家电行业上下游贯通的局面。

　　另一方面，潮商与温州商人也有极为相似之处。潮商所在的潮汕地区与温州一样，都是人多地少的地方。弹丸之地的潮阳曾是全国人口最多的县，总人口达245万。靠有限的耕地、农业和水源根本不能养活如此庞大的人口。“这种地理条件决定了潮汕人必须向外发展，走出去才能寻找活路，这是数百年的潮商历史所证明了的规律。”张善德说。

　　与温州的炒楼团一样，潮商在内地和香港的投资中，房地产是很大的一块产业。因为在潮汕人观念中，由于土地资源缺乏，买房置业是首要的大事，所谓有土斯有财，因此潮商对房产的这种热衷，影响到了其此后投资过程中的决策，从而出现了明园集团、鹏润地产等多家房地产商。

　　不过，当代潮商与温商的从商风格又有很大不同。“潮汕人性格低调、实干，往往是一步一个脚印，从一丝一线的小贩生意慢慢做成某行业数一数二的企业；而温州人做生意则胆大得多，其经营的胆量比较开放，敢于通过资本融资来快速成为规模化，这一点在潮人身上是比较欠缺的。”张善德认为。潮商的敢冒险是在扩大事业的野心上，而温商的敢冒险是在实际行动上。

　　“正因如此，潮人做生意，要经历一个思想的转折期。”中国音像行业领军企业——广东飞仕影音的董事长林佑钦表示，“因为潮商很多都是小本生意起步的，在企业壮大的过程中，勇气不够开阔。与温商相比，潮商的这种性格虽然能避免一定的商业风险，但在当机立断抢占商机方面也逊人一筹。”

　　东方犹太人

　　“由于历史悠久，潮人在各地早都已经落地生根了。像东南亚地区，经过前面几代人在当地的创业之后，已经完全本土化了，从第五代、第六代开始，潮人的后裔开始进入当地的政坛。”汕头总商会会长郑定平说。比如潮人在新加坡人口中占了15%，新加坡政府19名内阁部长中，7名是潮裔；94名国会议员中，潮裔占了30名。还有泰国前正副总理察猜·春哈旺、乃比里、林日光，国会议长许敦茂等都是潮人后裔；而泰国前总理克立巴莫亲王则说过：“泰国的繁荣，华侨付出很大的力量和血汗，尤其是潮州人。”

　　“这些都是我们前辈积累下来的宝贵资源。”郑定平表示，“不单单只是资金，还有人脉资源。潮人在各处落地生根，参与当地的社会建设乃至进入政坛，这些都给我们今天到海外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地利与人和。”

　　然而，就如遍地黄金却无人拾掇一般，潮商这个遍布全球，掌握庞大的商业财富和政治资源的商人群体，一直以来由于缺少组合而流于分散。尽管国际潮团联谊年会这24年来已经举办十几届，但联谊年会从事潮学研讨和各地华侨聚会叙旧交流的机构，不是联合潮商力量的商会团体。当今国内潮汕商会的势力，远远无法与遍布全国，强大有力的温州商会相比。

　　于是，联合的需求出现了，商会的角色也开始浮现。“北京在12年前成立了一个‘北京潮人海外联谊会’，当时是为了资助一些在北京工作的人员，在当时政策不允许设立异地商会的情况下，联谊会由于有海外联谊、吸引外资的作用，因此得以申请下来，”张善德介绍说，“但是联谊会并不面向经商的人，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北京经商的潮商越来越多，他们有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商会的需求，因此，在去年2月，我们才设立了这个商会。”

　　而与北京商会的情况相似的，上海潮汕商会也是在潮商的要求下，刚刚成立不久，如今会员只有100多人，与遍布大城市每个角落的众多潮商总人数相比，这个数字还是远远不足的。

　　连横之梦

　　因此，6月17至19日在汕头举行的首届潮商大会中，包括专家、商会会长、潮商等的一致看法是：潮人的团结要延伸到商界领域，建立以汕头为主的潮商基地。

　　“浙商在上海发展要比潮商好得多，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浙江政府对企业十分支持，主动来与上海政府沟通合作，通过组织的形式来引导企业做大做强，”上海虹口潮汕商会筹备组负责人姚文琛认为，“我们潮汕的地方政府也可以借鉴这种做法。比如现在上海潮商有相当一部分是批发商，而上海近几年来由于交通拥挤等原因，正准备把批发中心转移到市郊。如果潮汕政府能够在这个时候出面与上海政府进行协调，那对上海潮商来说就是做了一件大实事。”

　　姚文琛认为，目前汕头在三市中有着重要的经济地位，而且单以上海地区来看，汕头潮阳人占了七八成，因此由汕头政府来牵这个头合情合理。

　　“在这一个相互开放、相互依存、共同发展日益加深的时代，潮商必须寻求有效利用资源、实现资源共享的智慧，”郑定平认为。以往，潮人的团结更多的是远离故乡时一种乡情的本能，“而处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联盟、合作，已经不仅是一个出自直觉的判断，更成为一个源于现实的必然选择。在孤立的、封闭的环境中自我发展，已经越来越不可能了，每一个经济体只有纳入合作、联盟的格局中，才能在其中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

　　当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在“情”里面加进了“合作”的时候，商机也随之而来。“像现在的温商，他们在经商中的互相合作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几个温州人一起投资，就做起了中国人民电器集团，这是值得我们潮商学习的，”姚文琛表示，“如果我们100个会员，每人出20万，那就是2亿，可以做很大的一笔投资了，人多力量大。”

　　除此以外，建立汕头潮商总部基地的另一个作用，就是重建潮商的诚信。就在潮商大会轰轰烈烈举行的当口，潮安凉果被全行业逐出北京市场的事件成为各大报章的焦点新闻。虽然此事的是是非非还有待分辨，但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曾经的骗税、制假、售假等各种情况，让潮汕成为中国信用缺失较为严重的地区，由于信用危机，潮汕地区一度出现总产值大幅下降的局面，陷进了20多年来未有过的经济低迷困境中。以致出外做生意的潮商，不敢也不愿自称是潮汕商人。

　　“包括浦东批发市场在内的很多上海批发市场，都是潮商在经营，但他们从来都没说自己是潮汕人，”姚文琛表示，“许多老一代在外经商的潮人，由于顾虑到前几年的诚信问题，也都不会自称潮商。而对我们新兴一代潮商来说，则是非常迫切地希望我们的家乡政府能把潮商组织起来，打造出品牌，重新树立我们潮商的信用。”

　　在姚文琛眼中，潮商勤奋聪明，富有经商天赋，无论到哪里基本上都能赚到钱，现在唯一的障碍，就是前几年遗留下来的诚信问题。而成立商会的一个作用就在于，它能够促进诚信机制的建立。

　　“通过商会的约束，可以有效地规范潮商的经商道德，”郑定平表示，“目前全国有20多家潮汕商会，海外也在逐步加快潮汕商会的建立，如果利用这样潮汕大会作为平台来进行资源整合，在这个圈子里面，会促使每个潮商自觉地检查自己的行为。”

　　除了商会作用外，“另一方面，汕头要为潮商整合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潮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教授肖灼基的这一观点，引起了几乎所有参加首届潮商大会的代表的普遍共鸣。令人欣慰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潮汕开始大力整顿各种造假、售假违法活动，近几年“重建信用、重塑形象”的成效正在逐步显现，目前缺乏的是如何宣传与树立新的形象。

　　“潮人之光”李嘉诚曾说：“我是潮人，更是中国人。”采访结束时，姚文琛也说了一句异曲同工的话：“我从不隐藏自己潮人的身份，也希望别人知道我是潮商。”

本文刊于2005年6月27日民营经济报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