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柯华】
原名林常德，1915年出生于广东省普宁市，曾就读于普宁鲤湖上社小学和汕头大中中学（今汕头市第四中学）。1931年日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当时正在读中学的柯华参加学生上街示威游行。
1935年，柯华考进燕京大学，受到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弃医改学经济，方便参加学生活动。1937年4月，柯华参加了一个由10人组成的学生代表团，乔装打扮，巧妙突破封锁线，到延安参观学习。为此，毛主席在百忙之中两次接见他们。
1937年底，柯华加入八路军，来到了山西临汾八路军总部。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从山西到陕西，从延安到西安，他一直战斗在黄土高坡上。柯华担任过中共西安市委副书记、西北行政委员会副秘书长。1954年11月，国家外交部给柯华打电话，让他担任新中国第一任礼宾司司长。而就在火车开动的前一刻，中共中央西北局把柯华从火车上请下来，要让他担任陕西省委副书记。外交部得知这一消息后，向周总理汇报说：如果再不下决心调柯华来，就难以找到更合适的人选了。于是，柯华来到了北京。这时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稼夫诚恳希望他到科学院工作。但外交部再三坚持，柯华调入外交部。这一切，柯华没有异议，他认为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服从组织的安排。
1954年12月，柯华就任礼宾司司长，开始了近41年的外交生涯。柯华先后四任司长：礼宾司、非洲司、西亚非洲司、亚洲司；四任大使：几内亚、加纳、菲律宾、英国。经他谈判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四个：加纳、马里、菲律宾、泰国。他还参加了关于香港回归的中英首脑会谈。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陈毅等都曾直接指导柯华的工作。柯华是新中国重大外交活动的参与者、见证者。他践行着周恩来“外交学中国化”的理论，他见证了中国日益提升的国际地位，他的外交成长历程是新中国外交走向成熟的一个缩影。
柯华：新中国一部外交的风云史
潮人善贾，众所周知。潮人能够在商界叱咤风云，其中善于广交朋友的能力是重要因素之一。而把潮人的这个能力发挥得淋漓尽致的莫过于中国一代外交官——柯华。2008年11月2日，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记者穿过北京古老的胡同，应邀来到著名外交官柯华的住所。柯华大使在他雅静的书房里接受了《天下潮商》的独家专访。
他的书房幽静宽敞，整齐地摆放着大量的书籍，墙上挂着徐悲鸿、关山月等名师书画，最引人注目还是桌子上摆放的照片，再现了柯老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叶剑英元帅、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等极具历史意义的瞬间。93岁的柯老精神矍铄，身体硬朗，谈起一生中担任的四个重要角色，柯老思维敏捷，侃侃而谈。
司长：别人说周总理对待大事是举重若轻，柯华说要再加一句，周总理对小事是举轻不苟。柯华担任过4任司长，在他任司长的记忆里，全是周总理的亲切教诲。周总理对柯华的外交生涯产生深远影响。
《天下潮商》：柯老您好！在潮人中，您是一位最具传奇色彩的老领导，近41年的外交生涯，对新中国的外交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可听说最初，您接到外交部的任命电话时，还问礼宾司是做什么的？您觉得外交部为什么坚持要您担任礼宾司司长呢？
柯华：是啊，我当时确实这么问了，电话里回复说见了面再细谈。我到外交部就任的第一件事就是给我买衣服。因为外交官个人的形象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我穿上笔直的中山装，外出时加上一件漂亮的毛领大衣，整个人看起来确实不一样啊。
其实选拔做外交工作的干部，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如政治上要完全可靠，业务上要能够胜任，五官长得要标致，外语水平要好。外交部决定要我来，我觉得可能主要是两个原因：一是我是燕大的学生，燕大的同学在外交部工作的比较多；二是我在西安做过一些外事工作。
《天下潮商》：您到外交部工作，第一件让你难忘的是什么事情呢？
柯华：那是1955年初的一天上午，印度驻中国大使小尼赫鲁打来电话，询问周总理的电话号码。这是礼宾司第一次遇到的事情，没有处理经验，我和司里的几位领导商议，决定婉言拒绝。可是小尼赫鲁不满意，于是我们将此事报告总理办公室，一位秘书答复说同意如此处理。可是，当周总理知道后，把我叫到他办公室汇报具体过程。周总理问我之前担任的职务，然后说毛主席很重视中印间的关系，总理曾经让印度大使有事情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总理说：“柯华，外交工作的每件小事都疏忽不得，搞不好，都关乎国家大事。今后，你们要特别注意啊！”我立刻向总理认错。周总理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外交课。在新中国成立之时，周总理就指出“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在外交部工作，我跟周总理接触得比较多，这对我的外交工作影响深远。
 《天下潮商》：就像您说的，您跟周总理接触得比较多，这位让世界人民都为之敬仰的总理，在您印象中是什么样的人？
柯华：当礼宾司司长的时候，接触总理的机会很多。总理对待工作非常严格，我是受到批评最多的人。但是，同时，周总理也是一位很会爱护别人的总理。别人对周总理处理大事情的评价是举重若轻，我再添加一句周总理对小事情是举轻不苟，他知微见著，洞察秋毫，对党和国家大事全局在胸。有一次国庆夜，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国贵宾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文艺晚会。联欢会即将开始，周总理登上天安门城楼，环视四周，把我叫到跟前，轻声说来自热带地区的吴努总理和缅甸客人穿着民族服装，会不适应凉寒天气的，咱们准备了大衣没有？如果没有，现在商店门已关，“你亲自到王府井百货大楼去一趟，想办法找到值班经理，马上买几件大衣来。”总理还要我打量客人的身材，尽量买到合体大衣。吴努总理和缅甸贵宾无不为主人的盛情和细心而感动。
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中是处于很困难的位置，但是他保了很多人。特别是针对“四人帮”多次揪斗陈毅同志的事情，周总理坚决维护陈毅，这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陈毅和外交部，保证了外交工作的正常进行。在总理保护下的人当中就包括我和我的夫人。总理在大会上说：“柯华就不批评了，他没有什么问题。”这句话就把我保下来了。
有一次，总理和我谈话，我偶然提到喜欢打猎。总理随即说要送我一支猎枪。过了几天，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真的送来一支猎枪，说这是苏联的朱柯夫元帅送给总理的礼物，总理转送给我。我爱如至宝，当作最珍贵的纪念品。只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它被抄走了，迄今没有下落。
《天下潮商》：您刚才说，您是受到周总理批评最多的人，但是您和总理的最后一次握手恰恰说明了总理对您深厚的感情。
柯华：是的，我和周总理的最后一次握手是在1975年6月7日。从1969年到1975年，我已经6年没有见到总理了。当时总理办公室的同志向参加会见的所有工作人员约定，鉴于总理重病在身，为了减少他的劳累，大家排队在离总理进门较远的地方，约好不要同他老人家握手。可是，总理见到我时，还是径直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说：“柯华，我们有好几年没有见面了。”看着总理虚弱的身子，我小心地轻轻地握住他的手说：“大家都很想念您，问您好！”总理很深情地说：“谢谢大家。”
建交：柯华参与谈判与中国建交的国家有4个，其中与非洲国家加纳的建交更是演绎了“15分钟神速建交”的传奇。
 《天下潮商》：中国和加纳创造了“15分钟神速建交”的传奇，您当时是怎样做到的呢？
柯华：1960年7月2日，我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加纳共和国成立庆典，受到恩克鲁玛总统的接见。我代表中国政府向加纳人民表示祝贺，然后希望恩克鲁玛总统谈谈发展中加两国关系的意见。恩克鲁玛总统说：“最好的办法是你们在阿克拉设立大使馆，我们在北京设立大使馆。”于是，我问：“阁下认为在什么时候合适？”“立刻！”
之后，我回到下榻的旅店，刚进房间，加纳外交部长阿科·阿杰依就来找我了。我把阿科·阿杰依外长请到咖啡厅。刚刚坐下，他就说：“我有很多事情需要和阁下商谈，现在最重要的是商谈双方建立大使馆的事情。”我说：“我们是不是先拟定一份两国建交的公报。”我请他拟定草稿。阿科·阿杰依外长顺手撕下手边报纸的空白边条，大约10分钟就拟出了公报草稿。看来，他早已打好了腹稿。我看过之后，觉得再加上一句“加纳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没有问题了。他表示同意，我们双方在草稿上签字，然后让他带回去打印再送来正式签字。
 可是晚上，阿科·阿杰依部长并没有派人送来。从外交手续上说，两国正式建交要以外交文件为准。而且是两国在约定好的同一天发表建交公报的。我当时把与阿科·阿杰依两人商定的内容用密码向国内汇报，并在密码电报中同国内约定，如收到复信，即可用前约定时间发表两国建交公报。不料，第二天加纳的广播已经播出加纳和中国建立外交的公报了。我一听到广播立即向国内发布了公告。非洲国家很复杂，他们没有外交规矩的。我在去非洲担任大使的时候，周总理跟我说：“我们和非洲国家人民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历史命运,要尊重他们,理解他们,千万不能有大国沙文主义。你去当大使,就是要做人的工作。”
大使：柯华任过4国大使，特别是任非洲国家的大使，惊险和感动相伴。然而，担任英国大使时，他直接参与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这段经历是柯华最深的记忆。
 《天下潮商》：您先后担任过四任司长，四国大使，其中礼宾司长、西亚非洲司长、非洲司长、几内亚大使、菲律宾大使，您都是第一任担任。记得有记者曾经问您为什么时，您幽默地说：“大概是认为我会盖房子吧。”据说您出任英国大使时，重新翻建大使馆时颇费周折？
柯华：哈哈，说来也巧，我出使四个国家，每到一个国家都新建或整修大使馆。中国驻英国大使馆是一座古老的建筑，有200多年的历史。年代久远，需要重新翻修。但英国站在保护古建筑的立场上，不同意中国重新拆建。经过多方交涉，直到我出任英国大使时，才达成协议，修建得以开始。
《天下潮商》：说起中英两国的外交关系，相信您有许多故事与我们分享，如“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如中英关于香港回归的谈判……
柯华：关于收回香港的问题上，我在伦敦的角色是一个探路者或者说是一个哨兵，扮演这 个角色是光荣的，也是艰巨的。我要和撒切尔夫人直接打交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82年7月24日，我在伦敦同当时的香港总督尤德和前任总督麦理浩进行讨论。在长达3个小时的讨论中，尤德和麦理浩坚持英国政府的立场：交回主权，但由英国继续管理；我则据理强调：主权和管理权不可分，中国将同时恢复行使主权和管理权。双方争执不下，尤德和麦理浩问道：“争论下去达不到一致怎么办？”我回答道：“这也好办嘛。你们不是刚刚出兵马尔维纳斯群岛了吗？那里距英本土1万多公里，中途无法补给，飞机只能空中加油，而且，大西洋气候恶劣，但你们还是去了。而香港距离伦敦只有8000多公里，沿途有许多补给、加油的地方，太平洋的西岸气候又非常好。你们也不妨用对付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办法嘛！”尤德和麦理浩沉默了一会儿，异口同声地说：“那是不可能的。对中国只能谈判。”我感觉我们国家日益强大了。我和各界人士接触， 清楚地了解英国各方面的态度和主张，我的探路任务也基本完成了。两个月后，撒切尔夫人终于来到中国北京访问，与被毛泽东主席誉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会晤。
党员：柯华担任中国驻英大使，常常到马克思墓前凭吊。他从小接受马克思主义熏陶，投身革命，出生入死。即使在经济大潮中，他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作风，为经济发展推波助澜，不求回报。
《天下潮商》：您的外交工作做得非常出色，但同时您在引外资、引先进技术、提供经贸信息上做出很多努力。如保茅台酒的名牌声誉、挽救濒临绝境的侨商在中国投资的养猪场、引外资建鱼杆厂、开发大闸蟹。
柯华：其实，对于经济，我不太懂。我做外交工作，所以我更加懂得只有中国的经济实力雄厚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才能提升起来。
1964年，我在非洲，从一份资料上得知，国内在最近一次名酒评选中，一直居于首位的茅台酒滑到了8大酒之尾，我非常着急。刚好周总理访问非洲10国来到几内亚，即使我为种种外交事情担心，但是我还是找个机会向周总理汇报。总理对此非常重视，认为应该抓紧彻底解决。总理回国后，亲自过问此事，茅台酒的质量问题得以恢复。
我回国后，潮汕的老乡来北京探望我，见到我家的鱼杆，觉得很新奇。当时钓鱼在一些国家成为广受喜爱的健身活动，但在我国并不普及。我觉得随着人民物质水平的日益提高，钓鱼应该会受到很多人的喜爱的，渔具生产业在国内应该拥有一个很大的市场。于是，我问他想不想办鱼杆厂。几经周折，我联系到香港一位朋友愿意投资开发。鱼杆厂运转一年后，就获利几百万利润，成为普宁市最大的纳税户。
我在江苏有一个朋友是养蟹大王，我把他介绍到潮汕，办起一个养殖基地。由于市场竞争很激烈，获利不多。但是合办养殖基地的这位老乡，他很会做生意，凭借他的毅力和智慧走出自己的一条发展道路，把生产大闸蟹改为生产蟹苗，利用广东和江苏的季节差，将广东育好的蟹苗运到江苏出售，正好是江苏放养的时节，企业大有发展。但后来江苏等地发展起大棚室内育蟹苗，解决了放养的时差问题，不再购买广东的蟹苗。可是，他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了，改行从事建筑业了。我觉得很欣慰。
《天下潮商》：您为他们出谋献策，引进资金，可我们知道您对他们表示感谢的介绍费全部捐给慈善公益事业。
柯华：是的，我能够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很高兴。我给北京平谷一家啤酒企业引进外资1亿多元，按政策规定，他们要给我20万元介绍费，我把它捐给学校支持电化教育。还有一次，我回到普宁，有几个企业请我去剪彩。每到一家企业剪彩，都在盘中放了一个红包。晚上，我回到下榻处，发现一个个红包都放在桌子上，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很担忧，这是什么风气呢？第二天，我把所有的红包和另外一笔“回扣”20万元捐给村里的教育卫生小组和小学。我觉得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要时时处处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党旗增光添彩。
《天下潮商》：我们知道您对家乡发展一直很关心，汕头经济特区成立后，您又担任了汕头经济特区顾问及顾问委员会名誉主任，有什么好的建议让我们带回去？
柯华：我希望潮汕要真正做到“桃园三结义”，团结起来共同发展。你看现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在扩大地域经济圈，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潮汕三市应该团结起来，共同振兴经济。就是说首先要解决好协作的问题。第二是搞好投资环境，争取更多的潮籍华侨回来投资。潮人很会做生意，怎么会潮汕地区经济发展不如厦门好呢？哈哈，这些问题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就不容易了。作为潮人，都是希望自己的家乡好，我们是衷心的希望家乡经济大发展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