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伟超：外交关系取决于国家综合实力

　　“你们花了很多的精力与功夫去筹办2011（首届）天下潮商经济年会，把海外的潮籍知名人士，港澳和国内的著名（知名）潮商都请来，年会的成功举办有很大的积极意义。我希望这个年会以后能够继续办下去，并且一届比一届办得更好，会议质量更高，内容更加丰富，参加的人员更广泛更有代表性。”

　　3月11日，中国国务院侨办原副主任张伟超在北京接受《天下潮商》全国两会报道组专访时，谈起去年在北京召开的2011（首届）天下潮商经济年会，他给予了高度肯定，同时提出建议并寄予厚望。

　　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的张伟超，祖籍广东揭阳市揭西县。1956年初中毕业后，他怀揣着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尼时的照片，和一群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一起，告别了家人，回到祖籍国，在五星红旗下，与新中国一起成长。尽管经历过新中国初期曲折成长的艰难岁月，也随时可以选择回到国外家人的身边，但张伟超认为困难不是针对他一个人的，时刻坚定最初回国的信念，也始终践行着“回国是为国家，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诺言。

　　1959年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张伟超顺利考入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主修俄语，第二外语是英语。1964年毕业赴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1983年任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参赞兼苏联处处长，1986年张被派驻泰国大使馆任参赞兼总领事。1989年任中国驻苏联列宁格勒总领事。1991年9月任中国驻美国纽约总领事（大使衔）。1995年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1998年当选九届、十届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

　　在30余年的外交生涯里，曾三进三出苏联，三届外交任期相加近10年之久，后再从一个东方超级大国转战到另一个西方超级大国美国，任期4年，见证了中苏、中美外交关系的演变，他深深的感受到一切的外交关系，关键还是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实力：“中国发展的强劲势头是不可阻挡的，这不是哪个人喜欢不喜欢的问题；美国也不能忽视它。中国在外交上的巨大成就又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更有利的国际环境。我们作为外交官受人尊敬和爱戴，不是因为我们个人有什么特别的魅力，而是因为在我们身后有一个强大的祖国。”

　　两会：关注经济和民生

　　《天下潮商》：张主任，您好！很高兴在全国“两会”期间采访您，您曾经是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港澳台侨委员会副主任，对“两会”的情况非常熟悉，今年您对“两会”哪些方面比较关注呢？

　　张超伟：关注的问题无非两个，经济和民生问题。受欧债美债危机等国际经济环境的影响，我国需要作出一些应对的策略。同时国内面临着经济要转型升级，今年是关键的一年，所以在两会期间，我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对中央的决策，对两会代表的发言都非常关注。

　　中央提出，今年的GDP增长是7.5%。如果按过去习惯来看，好像7.5低了似的，其实7.5在世界上算是很高的。但是对我们国家，我们是主动把速度放慢，质量要提高，效率要提高，让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更加的协调，注重民生，是一件非常重大而又非常积极、惠民的措施。所以我觉得这次的两会可以看出很多重大的发展问题。

　　如果说去年是非常复杂非常困难的一年，我觉得今年更加复杂，因为国内外矛盾互相交织，需要我们去克服。中国的经济已经深深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国际经济环境不好，我们不可能独善其身，具体的政策措施要怎么掌握才算是最合理，这些问题不断地对我们提出了挑战，所以说今年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年份，矛盾很多，困难很多，挑战很多，但机遇也很多，机遇大于挑战，关键看我们的工作。

　　《天下潮商》：今年，夯实实体经济的话题成为全国政协的一号提案，《天下潮商》全国两会报道组确立了聚焦“潮商实体经济发展”的大型主题报道，您是如何看潮汕地区的实体经济发展现状？对它继续做强做大有何建议？

　　张超伟：作为潮汕人，我对家乡的发展十分关心、关注。我觉得，这几年潮汕地区在广东省委省政府和各市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潮汕同胞的努力下，应该说这几年成绩是显著的。海内外的乡亲对这点看得很清楚，我也接触到很多包括泰国的潮州人，大家对家乡的发展还是肯定的。

　　但与国内其它地区、特区的发展相比，潮汕地区的发展没有达到大家的期望值。如何发挥潮汕地区的优势，取得更快更好的发展，怎么破解这个难题，我想大家都在探讨。

　　我觉得潮汕地区的相对优势还是很突出的，第一，潮汕有很丰厚的文化底蕴，今天经济的发展需要文化的支撑和融合，这个文化基础的优势肯定会发挥作用。

　　第二，海西发展战略中包含了潮汕地区，这是一个历史发展机遇。潮汕民用机场也投入运营，还有高铁建设，港口等等，交通运输条件有了进一步的完善。

　　第三，我们有海内外华侨华人优势。海外潮人众多，只要家乡投资环境好，他们肯定愿意回家乡投资发展。另外一定要有一个大潮汕的观念，要有同城化的概念。优势才能互补，才能做大、做强。单打独斗，难成大业。

　　第四，发挥产业相对优势。我们潮汕地区有很多非常好的传统产业，比方说精细化工、化妆品、玩具、刺绣、陶瓷等等产业是全国闻名的，应该大力加以升级发展，注入新的技术，新的设计。我们做的是小巧玲珑的商品，具有很高的附加值。整个潮汕地区的产业可以像瑞士的钟表产业一样，几百年不断地发展，卖出极高的附加值，在发展思路上值得认真探索。

　　回国：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天下潮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海外华人回国发展，在“海归”的队伍中，您可以说是资深的“海归”了，1956年，不到20岁的您怀揣着周恩来总理访问印尼时的照片，告别印尼回到祖国发展。那时的中国还很贫穷，您当时为什么选择回国发展？回到祖国，您遇到哪些困难呢？

　　张伟超：当时为什么回来？很简单，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祖国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局面，对外影响很大，特别是对东南亚、印尼尤其如此。那时中印关系特别好，在苏加诺时期。印尼的华文报纸很多，中国有什么动态，印尼都知道。所以我们都知道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热火朝天，再加上1955年的万隆会议，周恩来总理率代表团到那里去，那边的青年受到社会主义的感召，反应十分强烈，希望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或者先学习后参加工作。所以我就是在这种热潮的鼓舞感召影响下，走上回国的道路。

　　回国以后，总的说没有遇到什么大的困难。如果有的话，就是随着大环境变化遇到的与很多人相同的遭遇。

　　一个是1960年三年困难时期，没饭吃，很多人又到国外去了。我觉得，既然回到祖国了，吃不饱饭也不是我一个人，同学前后左右都是这样，况且对待我们归侨学生，学校还有一定的照顾。我认为，回国就是我的梦想追求，当时遇到这样的困难，我觉得我更应该挺下去的。那个时候，不但学习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反而坚持得比较好，我基本上都是照常，对学习抓得比较紧。

　　第二关就是文革的时候，对归侨的冲击是很大的。当时政策上有极左思潮泛滥，我从驻苏联使馆回来参加文化大革命，下放到干校，所谓走五七道路。当时我对于五七道路也没有考虑很多，毛主席号召，走五七道路，我们大家还是真心实意地去走，这个困难我倒是没有想很多。当时我抱着我的儿子，带着一批人上火车到干校去。到了干校以后我担任班长，那时候我们那个班的成员后来不是当大使，就是当部长。当时生活很艰苦，我太太是医生，当时也跟着下去，很辛苦，没日没夜，又要劳动又要看病，还要管孩子，不能不说是一个考验，一个锻炼，结果我们都挺过来了。

　　我觉得当时回国为国家，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服务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碰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克服困难，顺利地走过来。通过这些磨练了意志，增强了锻炼的力量，对自己后来的发展有很好的帮助。

　　外交：求同存异，凝聚中华情

　　《天下潮商》：大学毕业后，您被选入外交部，并很快被派往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外交官生涯。可以说，您是见证了新中国被世界各国逐步认可到高度重视的过程，这期间，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呢？有哪些难忘的故事与我们分享呢？

　　张伟超：我非常幸运有机会在两个超级大国长期工作，其中我在苏联工作了十年，有两任在莫斯科，一任是在圣彼得堡，当总领事。在美国纽约工作了四年，担任了大使衔总领事。我还在泰国当过三年的参赞兼总领事。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和驻纽约总领馆是我国驻外最大的大使馆和总领馆，我在两个超级大国工作期间，自然经历过许多事情，有很多感受，说来话长，我就说两件稍微具体点的工作。

　　我第一次去苏联工作是在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赫鲁晓夫下台，我正好就到了莫斯科。那时候是勃列日涅夫刚上台，大家都知道，勃列日涅夫上台这十年是苏联发展最快的十年，是超级大国，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十年。

　　有一个对我刺激比较大的是，当时苏联市场上卖的东西很多，而且这些好的东西都是中国货。当时我们把最好的东西卖给苏联是为了偿还那些所谓的债务。中国人很有志气，我们一分钱也不欠。当时苏联市场上的水果都是中国的，他们都是用筛子筛过的，小的掉下去了，不要，就要大的，什么热水瓶、球鞋、钢笔、衣服、床上用品等等全是中国产的，苏联人都习惯了，买东西都要买中国产的。

　　1991年我到美国任中国驻纽约大使衔总领事，当时美国对我们采取的是封锁制裁的办法。中美关系很冷淡，我记得去的第一个礼拜，美国在纽约查抄了25家中资公司，比如纺织公司，外贸公司等等。警察、翻译官、税务官等等，把我们商家的办公室的文件统统拿走，这是在中美关系上很大的一件事。我到美国纽约上任后，积极开展工作，有些美国商人也到中国做生意，很想和我接触，但不敢明着和我们来往，怕影响他们的生意，很多华人也是受到影响，不敢和不愿意和我们交往。

　　苏联1991年解体，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消亡了，东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西方以为“苏东波”，即苏联和东欧的风波一定会波及到中国，中国还能挺得住站得稳吗？国际上对中国的压力非常大，我们国内有些人也打了问号，社会主义的旗帜还能扛多久呢？当时邓小平力挽狂澜，冷静观察，沉着应对，中国的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重大的改变。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改革开放蓬勃发展，中国不但没有被打垮，不但站住了，而且发展得很快，所以全世界在这种形势下，很快认识到中国不是苏联，中国的发展是阻挡不住的，而且看到了巨大的市场和商机，全世界都认识到不和中国打交道是不可能的。

　　过去美国政府比较亲近我国台湾在美的团体组织。1994年，我在纽约的时候，支持我们的华人搞了一次中国国庆大游行，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那次国庆大游行是我们华人爱国团体首先提出来的，总领馆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全力支持进步侨团的创举。当时正值新中国成立45周年，各界华侨华人、留美学生踊跃参加游行。他们扛着五星红旗，敲锣打鼓，舞龙舞狮，引起满城市民的围观。五星红旗挂满了纽约街头。对立面说：“坏了，纽约沦陷了，被共产党接管了。”

　　在纽约我拜访过一些比较倾向台湾的社团领导，有些人见到我，挺激动的、挺感谢的，他们表示他们也是很愿意和祖国来往，跟总领馆来往。我在这方面工作还是比较重视，比较主动的，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有很多从台湾来的华人，包括客家人，潮州人等等，后来都成为我们的好朋友，积极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

　　华青：重视华文教育，支持落地生根

　　《天下潮商》：您长期从事外交工作，后又担任国务院侨办副主任，结交了国际上很多华侨华人朋友。您觉得在新时期下，中国应该加强哪些方面的工作，让华侨华人更有机会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对华人华侨，特别是青年一代的华人华侨加入祖国的建设有什么样的建议？

　　张伟超：现在我们海外的华侨华人起作用的，除了老一代继续在舞台上，新生代的华人陆续接班了，他们是未来华人的主角。他们和老一代的华侨不同，他们有知识、有文化，有技能，眼界开阔。除了他们自身的努力之外，我们国内要给予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要支持他们发展。

　　一方面，文化的支持。我们投入力量支持他们在海外办华文学校，让海外华人掌握华语，了解中华文化。你在美国英文讲得呱呱叫，但是在美国谁不会讲英语呀？如果你懂中文，你就有优势了。

　　另一方面，支持他们到中国参观访问，了解中国发展现状，了解中国的政策和投资环境。我们帮助他们提高个人综合素养，比如邀请他们到清华北大参加短期的培训班，培训如何当好总经理、总裁，怎样当好侨领，回去以后他们的本事更大了，能更好的融入当地的社会。我们鼓励他们参政议政，为当地多做事情，赢得当地侨民、原著民的认可，这样才有影响力，才能够在当地立足，为所在国做贡献，只有这样，也才能为中国做贡献。

　　当然我们要和海外的华人华侨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他们到国内做生意有钱赚，才能达到双赢，才能够持久，他们有钱赚才有力量，说话才有人信。他在中国做生意赚钱不仅是为个人，也是为了他所在的居住国，例如是为印尼，为泰国，为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商人，在外国赚了钱，实际上成为商人所在国民族资本的一部分，是共赢的事情，对双方都有利。

　　还有一个是新移民，包括留学的，带着资金、技术、知识去发展的，我觉得国家应该积极支持他们。当然支持要有具体的措施。你的愿望是什么？要去哪里？你要做什么？做农业还是搞贸易，还是做旅游，有关机构可以给你建议，告诉你做什么比较符合你本人的条件，等等。因为对于个人来说不可能了解很多，国家有具体单位对他们进行指导，可以让他们减少盲目性，发展得比老一代更快。

　　不光是给予指导，还要尽可能提供帮助。如果资金不够，国内有关银行能否给予支持呢？觉得你发展前景很好，可以帮助你融资。虽然你已加入了外国籍，是外国公民，但是我相信你还是有颗中国心的；虽然财富是你个人的，但是我觉得你也会时时刻刻想到国家的需要。我主张不一定鼓励在国外的一定要回来，对国家对家乡的贡献并不一定要求住在国内，哪里有机会就到哪里去。要发扬“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好男儿志在四方的精神。全世界都行，愿意回来就回家，想在海外安家立业就大胆去安家立业，在当地繁衍生息，不也是为人类作贡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