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生：“我在考虑慈善基金企业化”

　    李东生喜欢曾国藩，将“顺势明道”的横幅悬挂在自己办公室的醒目位置。这四个字是曾国藩事业最低潮期在湖南老家的表述。而李东生在商海浮沉中，或许也屡屡感受到类似的心境而因之提醒自己。然而，在2005年开始连续三年的事业低潮期，他的选择中却不仅仅是“顺势明道”，而是自掏腰包1200万元设立了一个个人名义的慈善基金会华盟基金会。

　　华盟唯一的关注领域是教育这样的选择与李东生早年的成长经历有关。孩提时代家庭贫苦，又正逢文革，1977年李东生以全县状元身份考上大学，命运随之改变。“尽管那段岁月让人无奈，那我非常珍惜，深知读书能创造机会改变命运的道理。我发现投入教育培训能够给企业和个人带来更高的附加值，这也许就是我热衷教育的原因吧。”李东生说。

　　李东生的公益之旅开端于向“希望工程”直接捐资，但是为了更好实现自己捐助的意愿，转而选择成立他自己的“华盟基金”。2012年，TCL企业基金在他的推动下成立。2013起他决定将“华盟基金”或可覆盖全国。

　　在商业与公益之间游走，李东生说自己心中深埋着一个“实业报国”的理想。

　　日前，“华盟基金”及TCL集团设立的“TCL公益基金”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合作升级签约仪式在广东省惠州市科技馆举行，TCL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东生接受了《公益时报》记者的专访。

　　《公益时报》：你最早于2006年就向公益项目“希望工程”捐款120万元建立希望小学，随后又出资1200万元设立“华盟基金”，为什么没有再继续投入希望工程，转而设立“华盟基金”？

　　李东生：“希望工程”是中国较早的公益项目之一，2006年我向希望工程捐款120万修建希望小学，后来效果并不是很理想，我们核查有些资金和项目都不是很匹配，在预估上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并没有很好实现当初捐款初衷，这当然是源自多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选择设立自己的基金“华盟基金”，来继续进行教育扶贫。个人基金在项目执行和评估上都有着较好的操控性，更加有效地帮助到更多的贫困孩子实现读书梦想。

　　“华盟基金”也和我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有关系，小时候家里面非常贫苦，当时又正值“反右派”和“文革”运动开始，又逢“读书无用论”盛行的年代，父母还是竭尽所能让我完成了高中学业，这年是1977年，正好是新中国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年，最终我以全县理科成绩第一的身份考上了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专业，成为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尽管那段岁月让人无奈，那我非常珍惜，深知读书能创造机会改变命运的道理，设立“华盟基金”也就是为了让初中毕业的孩子有一个上好高中的机会，只有高中基础打牢后才有更多机会上到一个好大学。

　　《公益时报》：“华盟基金”定位为高中阶段教育和关怀乡村教师，至今已累计捐款超4000万，在2010年你又向母校华南理工大学捐款3000万元。为什么这么热衷于教育领域？

　　李东生：高考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深深体会到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关系到义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民族素质的提高。因此我非常关注高中阶段教育，高中考大学是人生命运一个重大转折点，设立“华盟基金”就是让他们有机会和同龄人一起站在高考的起跑线上，而不是因为家境贫寒而丧失了继续求学的机会。乡村老师是个很苦的差事，是生活在贫困地区孩子们中的心灵导师，留住他们就等于留住了孩子的未来，我们想通过“烛光奖”，激励更多乡村教师投入到令人尊敬的农村教育事业中，为孩子撑起一片蓝天。

　　从我个人来说，我一直认为，教育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投资教育就是投资未来，为年轻人创造机会就是为我们自己创造机会，为社会创造价值。对于给母校捐款，华南理工大学培养了我，而且作为一个综合性大学在各方面都有很好的优势，作为报答捐款也理所应当。2013年TCL集团总部光培训费用就是4000万，再算上全国各地分部应该说超亿了，这部分钱都是给予员工培训提高他们自身价值，无论今后在哪个工作岗位上都会非常出色。我们发现投入教育培训能够给企业和个人带来更高的附加值，这也许就是我热衷教育的原因吧。

　　《公益时报》：2013年为什么要决定扩大“华盟基金”覆盖范畴？计划如何？

　　李东生：从“华盟基金”2007年开始在惠州当地5年的运作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2011年8月7日，首批“华萌基金”资助的50名贫困高中学子全部升入大学，其中44人达到本科线；2012年8月7日，第二批资助50名学生中49人考入大学，41人达到本科线。这样的成绩对于我本人来说是很满意的，教育本来就是给人公平竞争的机会，要是能够多些人受益不是更好吗？所以我们在2013年1月4日开始决定将“华盟基金”进行扩容，我的团队们选择了湖北和贵州两个省来进行试点，将按照广东惠州模式在两地设立两所同样的“华盟宏志班”，如果这次很成功，我们考虑将“华盟基金”覆盖全国。

　　《公益时报》：完全通过个人注资的基金，这样是否有利于基金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李东生：这点我们是有过考虑的，将“华盟基金”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就是因为，如果是一下铺开到全国作为我和夫人魏雪两人都没有这么大实力投入，再则，我们不想发生早期捐助 “希望工程”时出现的不理想状态，现在也在考虑是否要企业化运作这些基金，慈善基金企业化运作在国外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国内由于一些特殊的社会背景，可能我们暂时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计划，先将目前这几步走好再看。

　　《公益时报》：1996年你领导的企业开始进军国际市场，但在随后的2005至2007年三年中企业遭遇滑铁卢，在这种情况下你仍然拿出120万元捐助“希望工程”修建希望小学，当时怎么考虑的？

　　李东生：在TCL启动国际化战略后，3年的亏损使我经历的一个异常艰难的历程，在这过程中同事、朋友、家人的鼓励、支持和信任着实令我非常感动，也使我有了坚定下来能够继续前进的底气。这种帮助使我觉得，受助后就应该学会帮助别人甚至是更多的人，作为企业家更应该有这种公益胸怀。当然还有就是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一个非常有同情心、有正义感的人，任何事她都会站在别人的角度去考虑。她不自私，这一生只是更多的关心、帮助别人，首先是我们这几个孩子，她很有爱心，让我们终生难忘。

　　《公益时报》：你如何看待企业和公益的关系？

　　李东生：我认为企业和公益的关联是作为企业家就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为股东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机会，这是我的使命。我一直坚信，必须要有更多的企业来从事实体经济，从事制造业，中国经济才能稳定发展。我们做实业，不仅要在产品、技术和市场上领先，同样也应该在履行社会责任和公益事业方面领先。“TCL公益基金”和“华盟基金”一样，后续资金将来源于集团以及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捐赠。我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实业报国，达济天下”的思想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