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会议：潮商如何开启新一轮发展？

　　主持人：汕头大学商学院院长吕源

　　参会嘉宾：

　　国家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

　　澳洲潮州同乡会主席周光明

　　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乐伍

　　法国侨领丁林泽

　　圣济堂制药集团总裁丁林辉

　　广东安德力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丹旭

　　广州市高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彦文

　　潮州华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国湛

　　海南中大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建城

　　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为全球潮商的发展开启了新的航程。与此同时，世界区域经济一体化日益加强，时值APEC召开前夕，2014（首届）大潮汕财经峰会圆桌会议，以“潮商如何开启新一轮发展？”为主题，邀请到著名经济学家、国家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邢厚媛，汕头大学商学院院长吕源，澳洲潮州同乡会主席周光明，法国侨领丁林泽，圣济堂制药集团总裁丁林辉，广州市高科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彦文，广东猛狮电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乐伍，潮州华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国湛，海南中大环保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建城，广东安德力新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王丹旭，就海上丝绸之路战略以及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变化、产业发展等，展开了一轮轻松而又热烈的探讨。

　　侨领畅谈潮商发展与改革

　　丁林泽：我们潮商在国外，可能时间比较长一些，从我们的祖先，从我爷爷这一代吧，到越南去，我们在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可能已经有一百年的历史。以前走过的路是一种经验，我感觉到这次新的海上丝绸之路，我们应该思考怎么样把这条路走下去。以前是去外面打工谋生，现在是怎么来发展新一代的问题。新一代的潮商包括我还有我的下一代，已经融入到国外的那种生活。所以我认为我们潮汕人要再走出一条路，可能要用高科技来发展。

　　吕源：所以新的丝绸之路与过去历史上旧的丝绸之路相比，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过去大多数是受生活所迫，才走上海外这条路，现在新的丝绸之路应该是结合高科技和全球化来发展？

　　丁林泽：应该是这样。

　　吕源：好的，谢谢您！

　　吕源：周主席，您有什么样的经验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呢？

　　周光明：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和大家一起研究海上丝绸之路。我年纪也比较大了，我去国外已经三十多年了。在海外，我感觉人家对我们潮汕人还是非常尊重的。有一种说法说我们潮汕人是东方犹太人。其实犹太人有他们的特长，我们潮汕人也有我们的特长。潮州人的特长就是团结，吃苦耐劳。过去我们都是赤手空拳打天下，几十年来一直是默默地做事，等我们取得一定成功的时候，我们就会为社会、为国家做出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潮汕人的骄傲。

　　中国这三十多年来，我看到的情况，真的是发展得太快了。我记得三十多年前，家乡什么都没有。现在我们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外国更厉害，发展更快。虽然现在到了一个阶段，但这也是民主过程一定要经过的阶段，因为民主不能够马上就实现。我们中国有十多亿人口，我们的教育还不能跟外国相比，我们国民的素质还需要提升，我们的穷人还有很多，所以一定要有小康之家，民主的过程要慢慢实现。就中国来讲，我相信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在经过一段改革之后，将来中国一定是富强的。

　　互利共赢 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吕源：邢老师，您跟我们讲讲新的海上丝绸之路整个战略出台的背景，国家层面是怎么样考虑的吧。

　　邢厚媛：我只能谈自己的一点思考吧。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构想，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我们说的“一带一路”，简单看起来它可能是一个地缘政治或者区域经济的概念，但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它是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大的格局做的战略布局。国际上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入到21世纪之后，遇到了全球经济危机这样一次剧烈的碰撞。这个灾难使得经济全球化发生了一些逆转，就是多边的体制受挫，全球的将近160个经济体在世界贸易组织的多边机制下，很难达成一个新的共识。而另一方面，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却特别旺盛，不论是发达国家之间还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甚至是一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贸易协定，发展得特别旺盛。在这样的格局下，意味着全球的产业链、价值链在重组。一方面是全球经济发展遇到了难点，就是物流成本占制造业成本的比重太高，在一些工业制造业领域，物流成本占比超过了整个制造业成本的50%，所以它就需要一种新的生产模式，那就是在一个区域里面实现产业整合重组。所以我想产业的发展和这种贸易体制的发展是呼应的，使得跨国公司的战略从全球公司转向区域版块的碎片化整合。

　　从国内层面来讲，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央决定的梯度开放战略，或者叫它“三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就是沿海开放，第二步是沿江的开放，第三步是沿边的开放，那么目前就是进入到了第二阶段的后半段和第三阶段启动的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代表着我们要减少地区差异，就是东部快速发展和中西部地区落后的这种差异，同时要减少城乡差异，还有就是民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所以在这样一种国内国际发展的大局下，我们要推动沿边的开放和发展，而且要发挥大国的作用。当然我们还要应对国际政治领域里面的一些博弈和竞争。那么用什么去博弈？中国要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我们不能像其他大国崛起那样用武力，我们只能用合作，用合作去博弈。那么这个合作就是回应周边国家经济发展的诉求，他们现在特别希望搭上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这班列车。怎么一个搭法？虽然中国有3.9万亿的外汇储备，但是我们不能用它来均贫富，用它来分给世界各国，这是不可能的，一方面中国需要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要和平追求，我们需要给大家提供造血的能力，和大家共同发展。所以我觉得“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实际上就是共抓机遇，共谋发展，共享成果。我们不是什么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我觉得就是世界最大的一个发展中国家，拥有1亿多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人口的一个国家，在这样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愿意跟我们的海上邻国、陆上邻国，愿意跟有共同志向、共同利益诉求的国家来共建家园，通过像海上丝绸之路，通过21世纪海洋经济这样一个新的概念，打造一条连接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文化上互相交融的一条新的纽带。

　　王丹旭：刚刚邢老师有讲到用合作去博弈，其实就是说从经济上去打开一个突破口。特别是在我们国内现在这种劳动密集型产业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我们提倡要走出去，那么有没有可能通过政府引导形成整个产业链走出去的一种模式呢？

　　邢厚媛：实际上这个问题已经在做了。2006年中国政府就发起了境外经贸合作区的模式，它的重点就是要培育产业链，打造产业集群，给一些产业龙头企业和相关的配套企业，中小企业打造一个平台。所以我们已经在十几个国家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到目前为止，七八年的时间过去了，其中有一些境外经贸合作区真的发展得很好，一期开发和二期入驻企业的投资已经过百亿美元。当然这个模式还在不断地探索中，财政也给了一定的补贴。其实我们发起这个也是因为很多国家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非洲国家他们谈到了一个中国模式的问题，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搞了经济特区和开发区。所以现在每年都会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高官包括部长甚至有一些国家的副总理都会来我们商务部的国际商务官员研修学院培训，他们就是希望中国帮助他们建立特区。所以就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在06年、07年启动了两个批次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像周边这些国家，越南、泰国、韩国都有，非洲的五个国家也有6个，俄罗斯也有2个，主要的开发商还是民营企业。

　　探寻产业发展商机

　　吕源：潮商因为本来就已经建立了这种海外的、非常深厚的、历史沉积的网络，所以带来的机遇是很大的，我想听听在座潮商企业家们的想法。

　　陈乐伍：我觉得我们的国家战略一南一北“丝绸之路”是非常好的构思。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外汇，这么多过剩的生产力，我们去哪里去找市场呢，买得起我们产品的像欧、美、澳洲、日本这些发达国家，它们的市场相对饱和，这几年这些发达国家也饱受经济衰退的困扰。我觉得现在这两条丝绸之路是介于我们东亚跟欧洲两个比较发达地区之间相对落后的地方，这些国家的人民他们的生活水准、财富，远远没办法跟东亚，跟欧洲相媲美。所以这其中蕴藏着什么机会，就是我们不管是在帮助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也好，从创造就业机会，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方面也好，中国应该给这些国家带来比较大的帮助，这就像八十年代我们从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引资来大陆是一个道理。所以中国在这些地方去发展，应该会有一定的优势。三十年前我们所经历的国内的环境跟现在这两条丝绸之路上的这些国家它们所处的环境是很类似的。假如让我们走出去，国家肯定会有一些经济上的、政策上的帮助和扶持，帮我们打通这条路，我们也是顺势而为。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至少对我来讲，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市场，因为我们做摩托车的电池，做光伏的产品，这也是这些国家现阶段最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很认真地把它看成一个战略研究来做。

　　吕源：谢谢陈总！咱们看看其他潮商企业家有什么看法？

　　丁林辉：我来提一些我不懂的地方。因为我本身是做医药的，然后我可能马上要进入另外的行业，一个是煤化工，一个是纸浆造纸，现在偏偏这两个行业都处于非常低潮的时期。刚才像周主席说过的，也有很多国家比如澳大利亚向中国进口煤炭，所以我想知道我们的煤炭到底会走到什么样的地步。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两个行业以后到底怎么发展下去。

　　邢厚媛：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耗当中，我了解的情况是煤炭的占比达到60%-65%，非常高的比重，而且中国是一个煤炭大国，煤炭资源储量的大国，我听到的测算是，在中国我们自己用自己的煤至少可以支持100年的工业化发展。当然我们现在就是面临着煤炭能源排放的污染比较严重的问题。但是就是说，从其他国家进口高品质的煤也是有的。中国还有煤炭出口，像我们的秦皇岛港，它就是个煤港，主要是山西的煤出口到海外。至于说在中澳自贸协定当中，对于来自澳大利亚的煤，要有什么样的进口规模，肯定会有考虑，就是对中国市场会有什么样的冲击的问题，主要还是这样一个考虑。煤炭这个行业我觉得尽管现在石油天然气全球的价格都在走低，但在中国还没有采用大范围的这种替代能源的情况下，煤炭还是要有发展的。我记得煤炭这些年的价格是涨得很高，涨得很快。如果说你现在选择在价位较底的时候进入，那未来我觉得如果能够在环保的问题上，像你做煤化工，我觉得应该还是很有市场的。

　　陈建城：我们商会准备搭建一个平台，就说老年人问题，通过考察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新型的产业，所以想请教两位专家，给我们提几点建议，如何来做好这个老年人产业。

　　吕源：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过我有个同事在香港中文大学，他太太这个论文做的就是养老产业，她讲的是我们国内目前养老产业做不起来的原因，就是跟香港来比，最大的区别就是国内缺少一系列中介服务，这个中介服务对老年人产业来说是一个链条，国内的这个链条是断的，海外的这个链条比如说香港它的链条是完整的。打个比方，老年人在家里，或者说在养老院、敬老院也好，如果突然间出现了问题，它这个养老院和敬老院是跟医院直接连接的，而国内没有。我个人觉得，我们如果看这个服务业所占的GDP的比重来说，国内的就牵涉到两个问题，一个是刚才邢院长讲的，它这个制度当中需要很多的服务，像会计、审计这些，这都属于制度衍生的服务业，另外一个就是由于需求所衍生的服务业，像老年人的医疗、护理，这两个产业的规模都比较大。如果这个链条它不能跟其它的由于制度比如医疗、保险，还有就是需求之间的中介服务业衔接的话，老年产业就比较难做。

　　梁国湛：邢老师您好！刚才讲到能源的问题，现在国际油价一再走低，究竟这个油价会跌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是否存在着一个经济或者政治上的底线？

　　邢厚媛：关于油价的问题，现在我们的确也在研究，它一路跌下来，什么时候是底。但是我觉得要给它算出一个准确的时点是很难的，因为这个过程它可以降得慢一点，也可以波动，有一小幅的回升之后再继续降，或者是降得很快。但是我觉得去测算出这个跌的回底应该是可以的，为什么这么讲，就是首先市场这个价格的走势它是供求的平衡来决定的，现在市场的总体看就是供大于求，还有新能源，像美国的页岩气，像风能、太阳能发电，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去替代它。以往当油价跌倒一定程度的时候，像这些产油国特别是OPEC成员，就会有人站出来，号召大家要减产，然后削减供给，为的是保护合理的价格。目前油价跌倒现在这个程度，OPEC依然没有人站出来说我们要减产，有两个国家好像有点挺不住了，一个是委内瑞拉，一个是俄罗斯。这两个国家它们的整个财政，主要外汇来源，经济命脉就是石油天然气。尽管这两个国家率先叫苦，但是还没有人去响应，特别是沙特。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还可以无限制地持续下去？它不会说跌倒三十美元、四十美元它还能承受，为什么呢，因为这些资源大国，它的石油美元占它GDP的比重是固定的，它的经济没有多元化，所以它一定有一个底线，就是它石油总收入的底线，低于这个它的经济就要崩溃，它的财政就没钱支出了，然后因为进口多，石油美元收入达不到进口的外汇需求的时候，它肯定要开始削减产量。

　　潮商发展竞争力与挑战

　　陈彦文：邢老师，您认为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为我们潮商带来哪些机会和挑战呢？

　　邢厚媛：挑战的话我想在这里可以说一下，机会我想留到明天再说。我觉得挑战无非来自几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可能我们会有一个转型升级的问题，就是潮商祖祖辈辈以来在海外的发展也好，在国内的发展也好，是在以前的那个历史时期，以前的那个产业布局，产业结构上的发展，免不了要带上历史的这种痕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它代表着一个新的时代，它对产业发展，商业模式还有就是双方的关系，都有新的要求和内涵。所以海内外的潮商怎么样来适应这个时代的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最近在写一篇文章，我就讲我们国家的对外开放现在进入了3.0时代，1.0时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2.0时代可能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那么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构建了开放型的经济新体制，我觉得是进入了3.0时代，就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改革和发展进入了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它有新的内涵，新的国内国际环境，比如说我们国内的转型升级，我们和周边国家的合作在转型升级，而且就是这些相关国家的经济政策也在转型升级。你比如说中国在改革开放的时候，西方的投资者也好，包括海外华侨来投资也好，我们那个时候的环境门槛很低，我们的第一需要是生存，现在不同了，人类有很多新的共同价值，劳工问题，环境问题，商业诚信问题，反腐败问题。像这次APEC峰会期间我们要和美国共同承担亚太经合组织范围内的反腐败的新机制，比如中国今年开始启动的ISO国际标准化组织一个叫反腐败的新标准体系的谈判，像这一系列的政策也好，标准也好，我觉得都是挑战。

　　除了产业的升级，制度的升级，相对于以前而言，我觉得还有一个挑战就是，老一代的海外潮商，他们在海外已经有一定的市场和资源，现在可能要面临国内新的企业、商人走出去，和他们会有一些市场的交叉，要么你选择合作，要么选择竞争，这也是新的挑战，当然可能合作的面会更大。所以包括这次国务院批准汕头作为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的平台，我觉得这是个新的机遇，但是怎样能够把这个机遇和挑战在这二者之间取得一个平衡，我觉得潮商在这里可以演绎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刚才我跟汕头电视台的记者讲，我说比如现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走出去不难，融进去难，构建一种和谐的关系难，而海外的潮商恰恰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一本很好的融入文化的教科书，同时又保持了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你看海外的这些华人保持得特别好，同时他们很尊重东道国的文化，他们去了之后不仅为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做贡献，而且他们在社区融入上，包括学习人家当地的先进文化方面做得特别好。而现在你看潮商，在世界几个大的重要市场，欧洲也好，澳洲也好，美洲也好，东南亚也好，我觉得恰恰就是一个融入文化在里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新一代的中国企业，中国商人走出去，怎么去学习潮商的这种融入的、合作的理念，抱团取暖，去应对风险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