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商精神诠释·诚信重义

　　在潮商的价值观里，信誉始终占了核心的地位。宋代大文豪苏轼曾说到“潮人对小民有信誉”，在潮商的眼中，尽忠尽义的关羽不但是一个财神，而且是重信义的商业道德的化身。他们认为，一个人活着不仅仅是挣钱，而且要有诚实守信的商业道德，后来信誉便成为潮商普遍的信念和商业精神。　　

侨批：银行打不倒的潮式“信用社”
　　潮汕侨批，是早期潮汕商人信用的凭证。批信局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历时百年，一度遍布福建、广东、香港和东南亚等潮人众多的地区，专为潮人移民递送汇款和信件的组织，将海外收集的信款送到国内侨眷手中。澄海籍黄继英兄弟1835年创办的“致成商号”是潮籍第一家批信局，鼎盛时期在汕头、澄海、新加坡共开设8间商号，经历了三代掌门人，声誉卓著。

　 　批信局完全是华人传统信用的产物，其建立、经营和业务拓展都建立在信用文化和道德制约基础上。批信局的建立关键在于经营者的个人信用，只要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和信用便可筹办信局。经营者也视信用为生存之本，有时通过轮船运来的潮人款项因船只沉没而损失，批信局老板变卖家产支付汇款也在所不惜。

　　 批信局不需要抵押或担保就可垫款，潮人只需向批信局口头表明汇款，批信局会马上办理，潮人事后还款，这给华侨很大方便。而现代银行办理垫款需要担保或抵押，传统信用制度符合海外华侨社会和文化特点，迎合了主要“顾客群”的习惯和方式，确保批信局与现代银行竞争占有某些优势。这是银行始终未完全取代批信局的原因之一。

　 　为防范信用风险，批信局也采取一些严格管理措施，如发给寄款者票根以备查询、实行收据三联单等，但是违约后对违规者的惩罚非常有限。若批信局违约，经营者一般自认倒霉，违约个人受亲族、舆论谴责，没有“面子”，如果有经济关系则切断生活来源。

　　 潮汕人喜欢在工作休息时间聊家常，信息也是在大家闲聊时传播，其中不少是涉及批信局及其员工信誉、服务效率等问题。所以批信局经常派人去倾听这些闲聊，吸取大家的意见，为改善服务提供依据。对严重破坏其声誉的分号或员工，甚至会采取撤销该分号或辞退该员工的举措。这种信息传播机制促使经营者、代理者一方与客户一方彼此之间的透明度很高，组织或个人如果失信，将很难在社会上立足。

　　 而自20世纪30年代起，批信局通过银行调拨华侨汇款已成为主要营业方式，不再靠专人派送。批信局垫款方式也有变化，对人信用虽占主导，但一些批信局会事先调查要求垫款者的职业和薪水等，可靠者才垫款，开始向对物信用转变。

汕头七兑票：货币史上的信用学奇观

　　清朝末年，传统的银本位货币制度崩溃，金融市场落人外国资本操纵之中。汕头近代开埠后，早期汕头商场交易以银两为单位，海贩商人所带回的各国货币充斥潮汕市场，每次交易收授银元，既要辨其成色，又要秤其重量，十分麻烦。于是，一些信誉较高的商号开始用不同的银元统一搭配，组成了每10元银币重7两、平均每枚7钱的银封，在每一封的包装纸上标明重量并骑缝盖章，流通于市场。其它商号即可照其数额辗转流通，而每次转手都须在封皮上加盖付款商号的印鉴以示负责。

　　 此种原封银称为“直平七兑银”。随着潮汕商业贸易的发展，七兑原封银频繁换手，市面上辗转流通的七兑银封皮上印章斑驳难辨，即便发现造假，也难以追究其中的责任。为此，澄海人陈香石的汇安庄、潮安人沈春波的德万昌庄等行号模仿上海规元券的做法，发行每元折合直平银七钱的凭票兑现纸币，汕头各银庄争相效法，这便是七兑票。

　　 七兑票作为汕头第一种地方信用货币，并没有国家强力与信用在其中，它依靠潮汕商人对银庄的信用以及银庄相互间的信用关系，是建立在潮商金融业群体合作基础之上。潮汕商界能独立形成七兑票制度，足见汕头银庄业信用合作的强大以及商界群体信用合作意识之强劲。但由于每家银庄都有发行七兑票的权力，如果某家银庄过量滥发七兑票，市场与各银庄就会充斥这种无法兑现的七兑票，必然会造成潮汕金融信用体系的崩溃。于是，江安银庄主持人陈春波倡议建立换纸制度，规定各银庄每天清点七兑票，如果某银庄所投放的七兑票多于它所收到的其它银庄七兑票，就为欠，必须第二天用备款换回其七兑票，如需延期换回七兑票，则需贴还利息。此种制度限制了各银庄滥发七兑票，从而巩固了潮汕金融信用体系。

　　 七兑票的出现，是汕头商人信用合作关系发展高峰的一个标志。以七兑票为核心的独立金融信用体系建立，使汕头潮商在全国统一废两改元之前率先完成了“改元”，率先采用了虚本位的纸币制度，不仅反映汕头银庄业信用合作关系发达水平，而且也促进汕头商界信用关系的发展与巩固。

陈弼臣家族：以诚为本成就金融大业　　

　　他们自始至终坚持诚信为本的经营原则，缔造了信誉卓著的“金融王国”——泰国最大的商业银行，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

　　 泰国大银行家陈弼臣在创立盘谷银行初期，做生意的方式就是“签个字，握握手”，靠的全是诚信。那时，泰国是外资银行的天下，那些银行要求客户开银行保证函，并要收取100%的保证金，而这对于商家来说几乎是无法承受的。为此，盘谷银行一改行规，只收取一成保证金，甚至可以货到付款。于是大批华人客户投往盘谷银行，不少泰国国营机构也将生意挪到盘谷。压力之下，其他银行也不得不效法盘谷银行。这一改变，对泰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

　　 陈弼臣先生的儿子陈有庆也坚持诚信创业，靠着诚信品质，他创立的亚洲金融集团在香港得到快速发展。有一个事例说明他对诚信的重视：1960年6月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亚洲保险（亚洲金融集团辖下公司）的一位负责人接到客户焦急的电话。客户仅与亚洲保险订下口头协议，保险合约尚未发出，但他投保的货物正在香港西环避风塘一艘驳船上遭受风雨威胁。当时香港天文台悬挂十号风球，呼吁市民不要外出以保证安全，但这位负责人亲自前往码头，向客户保证，一旦货物受损，公司一定会根据口头协议作出赔偿，这让客户十分感动，此后数十年，这位客户成为亚洲保险的忠实客户，虽然中间经历几次金融危机，他也十分相信亚洲金融集团的承诺。

　　 陈有庆说：“无论怎样变化，有些传统的东西始终保留，经营理念依然与我父亲那个年代相同，依然以诚为本，重情守信，注重维系与客户和员工的互信关系。”

张章笋：重情守信改造旧城　　

　　他坚持重情守信，在旧城改造中和谐处理各方关系，成为旧城改造的典范。

　　 在全国各地因拆迁造成死伤事故频频发生的近几年，“和谐拆迁”成为社会一个强烈的呼唤。而张章笋在旧城改造中和谐处理各方关系，坚持商业诚信，成为旧城改造的典范。

　　 张章笋曾经荣获中国建设部和商务部共同颁布的“中国城市建设杰出人物奖”，荣获“北京地产年度影响力人物”、“北京市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等称号。张章笋是北京国瑞兴业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汕头花园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他让全国媒体所关注的是出色地完成北京崇文区的旧城改造，从而被誉为“旧城改造领军人”。

　　 张章笋认为，办企业的最高境界是把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与企业的发展有机的结合起来。在房地产开发项目中，张章笋提出“创建和谐社区”的理念，不因一己私利而伤害百姓，充分尊重并尽量满足原住居民的要求，把本来极难处理的拆迁工作做得皆大欢喜，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赞誉。张章笋携其地产公司承担起了东花市南里危改项目、东花市三期危改项目、祈年大街路西危改项目等大型危改工程的改造工作，并且在工程前期针对项目内的文物建筑、有价值建筑与改造后的社区巧妙的融合为一体，把崇文区的古城保护及危房改造工作做得有声有色。

 洪荣辉：赌石见信誉　　

　　在他的赌石经历里，既有一夜暴富的传奇，也有一刀下去几百万元付之东流的无奈。他一直在书写这部惊心动魄的石头记，无不彰显潮商诚信的精神。

　　 赌石是珠宝界最神秘的一种交易，它的神秘就在这“赌”字上。这里的“石”是指翡翠原石，也就是翡翠外面包裹着一层风化皮。翡翠是玉类中的硬玉，是玉中之王。产品走高端路线的揭阳市老洪祥珠宝玉器有限公司总经理洪荣辉，购买来的翡翠材料多数是翡翠原石，于是，他便有了许多惊心动魄的赌石故事。

　　 购买者要根据外皮的颜色、纹理，猜测里面玉石的成色，然后竞价购买。竞购成功后，才能切开，如果切开的原石内有许多水灵剔透的翠绿，一夜之间便能成为富翁；如果切开原石后其本质是一块外绿内白的灰沙头，一夜之间就可能倾家荡产。这个充满悬念的采购过程，行内人称为赌石。

　　 在洪荣辉的赌石经历里，既有一夜暴富的传奇，也有一刀下去几百万元付之东流的无奈。他把每次的赌石切片都保留下来，是一部惊心动魄的石头记，也是潮商诚信的典型案例。在公司成立不久，洪荣辉和几个朋友合伙买下了一块1000万元的原石，一刀切下去后，1000万元变成了200万元。分摊下来，洪荣辉瞬间就亏掉了180万元。这时，他并没有足够的钱去交付，但是为了履行承诺，他只能向亲朋好友筹借，3天内就把款付清了。洪荣辉说：“做这么多年的生意，只有被别人赖账，从没赖别人的账。”